应该以一种开放的心态看待贝卢斯科尼总理辞职，他不是西方世界步入没落的象征。不计算欧盟，意大利是世界第七大经济体，只有六千多万人口，不及中国人口的二十分之一，GDP相当于中国36℅，人均收入约35400美元，名列世界前茅，几乎是中国的十倍，中国要真实地达到意大利水准尚需漫长岁月。这样一个国家深陷危机而人均收入低得多的中国则高枕无忧的现状令人蹊跷。危机中的意大利不是产能、效率的问题，经济周期或是一种流行的政治潮流所致，世界不应该因此归咎于贝卢斯科尼的执政能力，他离开总理府后还是会有异性排着队爱他，一个世界顶级富人容易感受到被爱并不可耻，这个引起广泛争议的人，其总理生涯表面看来似乎很平庸，基本上是在无奈中放弃权利，专业人士对他治下的意大利对有客观公允功大于过的概括，但他更在乎国人对自己的评价，为大量罗马人因为他离开权利中枢而欢呼的场面黯然神伤，在民主国家这种情况却是一种常态，一个政治人物在新的时局中出现不适时被更强者所替代是理所当然的，是合法制度设计的常规效果；另一种情况是无计可出直至被替换意味着离任的政府首脑已经为国竭尽所能，让更具符合民意的人继续效忠国家最合符理性，权利不断被扁平化的民主国家其政治人物在社会中的位置越来越接近平民，越来越职业化，个性化，就像贝卢斯科尼一样，世界看到的基本是一个真实的人，清楚他的性情、瑕疵、方向、期待等，在很多时候，他是一个如此随和平凡的人，履行人民赋予的权利，也有个人灵感发挥的可观空间，让人们感觉政治就应该是普通职业中的一种，一种日常的生活，有兴趣有能力的人都可以一试，这与东方不食人间烟火，高高在上全方位被神话的君主无法相比，现代政治领袖个人得失越来越多地从国家根本利益中剥离，而古代君主与国家是休戚相关的，君主的没落意味着国家的消亡，敌对双方为维护或者推翻一个暴君或一个不称职的君王生死相搏、血流成河，就是因为赋予了君主实际上不具有的内涵，国家的内涵则被严重缩小，而现代国家与其元首并不等值，元首和首脑们对一个国家失去必要性时，就必须交出权力，不能继续代表、领导国家，他们个人政治生涯结束时，国家通常仍完好无缺，或者立即有辉煌的预期。
2011年的相关资料显示，2010欧盟各国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以希腊居首，高达140℅以上，意大利近120℅，超过百分之九十的还有爱尔兰、葡萄牙，欧元区的主权债务危机虽然影响到世界，却并非病入膏肓，帮助各国摆脱困难的选项很多。德、法、英的上述比例分别是：83℅,82℅,80℅，三国是欧盟中的大国，德、法则是欧元区的中流砥柱，法国的3A评级虽然今年几次惊魂，但目前基本安然无恙。其余国家债务占GDP比例都没有超过百分之八十，但不能据此理解为：在一般情况下，如果德、法、英安全，其它国家也就必然会有比较高的安全边际，因为债务只占GDP60℅的西班牙也面临巨大国内经济问题，失业严重，最新的数据显示其融资成本大幅攀升，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超过7℅，因此，认为欧洲正酝酿更大危机的预测已经非常流行。但是整体上看好欧洲经济的理由仍很充分：1，自由民主制度的基础牢固，它是历代精英的理想与人民真实意愿的有机组合，比现存任何其它制度都能更好地体现民意。2，民主的体制足以抑制少数人将国家工具私有化，通过持久霸占国家权力为个人、家族、利益集团牟利，从而造成不可调和的国家内部矛盾。3，民主制度能够最大限度捍卫个人权力，在这种保护下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紧密联系在一切，个人因此有机会发挥出自己最大的潜能。4，欧洲是产业革命的发祥地，仍是世界教育最发达技术最先进的地区之一，欧盟目前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其27国人口总数5亿，GDP相当于中国三倍，印度十一倍以上，风头正劲的新兴经济体金砖四国GDP总量只相当于欧盟三分之二左右，而金砖四国人口29亿。5，欧洲对造成其经济危机症结何在已达成共识。这样的经济体可能有起伏，但不会崩溃；这样的政体可以讪笑、诋毁、攻击，但绝对无法毁灭，世界可能目睹欧洲某国一届政府陷入巨大的困难，但能够带领国家步入坦途的新政府可能已经整装待发，在国家利益与人民利益高度兼容的地方必定人才辈出乃至人尽其才，这是个货真价实的由制度与科学技术主导的时代，而人心的向背仍然是决定一个国家兴盛安危的最重要因素。欧元区正在穿越最困难的区间，步入良性增长的时期或许尚需时日，但欧洲面临是一个被外部世界尽情放大的障碍，伟大的欧洲曾经战胜过更大的危机。
中国近数十年经济取得长足的发展，政治则没能跟上经济的步伐，由于历史的遗产，中国面临周边多个国家的领土争议；由于价值观的取向，中国的政治与世界主流差异明显，相当孤立；由于制度的错落，中国人即使动机纯正，怀揣巨资来到域外，仍可能被认为是野蛮、落后、危险需要提防的人，世界眼中的中国唯利是图，不计后果，保守、固执乃至僵化。中国外交似乎在节节败退，而道德破碎被认为是上行下效的后果。更大的担心是这个国家仍非常忌讳权力快速流动，视其为必须永久捍卫的胜利果实，最愿意维持现状，要求它的人民继续满足于一种年代久远的既定标准，认为满足于最简单最古老制度的人民是最好的人民，因此，政府常常奇怪社会为何有如此多的不满，往往缺乏既定的预案。另一种思维惯性是满以为给某些自认应该可靠的人高级职位，他们的思想、言论、举止就会同样高级，结果通常不是最适合的人而是被权力过分优待的人充斥政府，由于缺乏清晰的制度作为合法行政的依据，突发事件乃至日常事务也往往成为累积民怨的诱因，在政府中以消费权力来消磨人生的人们必然严重缺乏应变能力，在实际运作中只能是动辄得咎，勤勉的良吏被边缘化，积极的付出被更多的愚蠢行为所抵消，如果不能劝说为自己基本权力据理力争的人们忍气吞声，让将自认倒霉的个人心态普遍化等同于巩固所谓“和谐社会”的基础被广泛及时接受，未来中国的抗议潮将无法遏制，无疑会极大地妨碍中国经济持续发展，亦将威胁中国的政体延续，中国政治对外部世界的定位中局部利益优于整体利益倾向显而易见，这令世界对其充满疑虑，该模式在国内复制的后果是国人彼此间高度提防，这种情况在中国其实常态化，世界已经开始以中国的政治层次判断其政治、经济目的尤其是道德水准，并严加戒备，未来中国经济必然面临一个更为复杂的时期，当全体中国人对中国经济预期开始悲观时，维护中国基本稳定的最后一根系带就会断裂，即使及时得到世界善意的襄助，在中国这样一个已经变得缺乏清晰道德追求的巨型国家，一旦形成理性被情绪完全压制的格局，多半会沉溺于无休止的利益之争，有可能因极端而失控并远离主流世界，其无序时代必将是漫长的。
未来世界必将由民主主导，世界会彻底走出金融、主权债务危机泥淖，虽然这并不意味着从此全球经济再也不会出现剧烈波动，但导致人类生存条件发生根本改变的民主及其匹配的经济结构将会在这种震荡中得到优化，世界会因改变而受益。
未来中国则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在外部世界的眼中，中国真实目的并不明确，其“民族的复兴”或“和平崛起”所蕴含的概念极其复杂，可能并不等于民主、自由、市场经济，中国目前的稳定，权力集中，巨额盈余并不是来源于世界基本认同的机制，不具有持续性，而大众思维已经处于盲目信任政府的后期，政权从大跃进、文化革命、冷战等一系列由政治主导的社会演进过程中多次铩羽而归后丧失了大量的追随者，未来十年内中国突围的最重大机会是西方世界有可能因高估自身问题的安全边际而懈怠，从而没有抓住必须获得的机会，让中国发现出口，深度演化它的离心力与独特性，即便如此，这也只是偶然机会，一个间歇性的占先，而历史一直也终归会向一种必然的方向发展。
中国是世界文明的重要源头，世界重视她的过去，永远对她充满期待！但目前对之惴惴不安。
润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