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民歌《龙的传人》里这样写着：“百年前宁静的一个夜，巨变前夕的深夜里，枪炮声敲碎了宁静夜……”虽然作曲人侯德健表示创作灵感并不是辛亥革命，但在回归辛亥革命百年之际，许多人不由得想起这首歌，想起它正好传达了一个微小切入点与一场改写民族命运历史事件之间的微妙关系。1911年，中国湖北武昌新军工程营枪响引发的革命，将持续2000多年的帝制一举推倒，中国人从臣民变成国民，连带当年六七百万海外华侨的身份也因此改变。现代中国的历史就从这里、从辛亥革命开始。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到今天，时间正好过了一百年。这期间，大陆政治继续激烈变革，抵御过侵略战争，国民党与共产党从合作走向内战，大陆与台湾成为分治的海峡两岸，海外华人也在风云跌宕的国际局势中渐渐从“华侨”变成“华人”。今天回头看，辛亥革命既是海峡两岸的共同纽带，也是中国与海外华人共有的历史坐标，是一个世纪以来中外华人追寻现代文明的精神起点，各地的隆重纪念正说明它的独特意义。

　　然而，这段重要的、也继续受困于意识形态话语的窠臼，又继续寄托了当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对改革的期望、对现实的曲笔批判与借古讽今的评论。有学者指出，“辛亥革命”仍是一场没走出的革命，在当前世界最大的华人人口群体中，当年的先进者追求的民主、宪政理想，依然任重道远。

没有走出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在中国一直具有强烈的当下参照意义，仍是一个世界想象的镜子，包含明显的政治利害关系和强大的心理投资。”

　　谈到辛亥革命，中国近代史专家、社科院近代史研究员雷颐受访时，首先强调“辛亥革命没有死去”。雷颐指出：“辛亥革命在大陆，在两岸，在华人社会，直到现在都是很敏感的，我们没有走出辛亥革命。”

　　国共两党围绕历史诠释权的角力，早已是公开的秘密，而这个争议一直到今天双方都还在各说各话。

1912年2月15日，清帝退位3天后，孙中山一身戎装携南京临时政府官员谒祭明孝陵。辛亥革命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为口号，因此也有人认为辛亥革命的核心是排满，不是政治革命，而是‘种族革命’。（互联网）

国共两党争夺“辛亥革命”话语权

　　回溯历史，早在1949年中共建国、国民党退守台湾以前，国共两党在殊死斗争中都要争夺“辛亥革命”的话语权。国民党以辛亥革命的正统自居，将共产党人作为“逆党”。共产党人建立起一套从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到共产党革命，即从农民运动到资产阶级革命，再到无产阶级革命，符合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革命历史话语”，强调共产党才是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的真正继承人，是国民党背叛了孙中山。

　　雷颐受访时解释说：“共产党是讲究历史渊源，讲究历史合法性的，它所谓的中国近代史中的革命，代表了历史的必然，这个话语它始终是不能动的。”

　　1949年以后，辛亥革命作为中共“革命话语”中的一部分，依然是主流意识形态论述中共执政地位正当性的重要环节，同时又增加了对台战线的内容。

　　海峡另一端，执政的国民党政府则将“辛亥革命”与“国父建国”作为反“台独”的论述主轴，以此接续“一个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的脉络。对此，亲台独的绿营人士不以为然。

两岸纪念辛亥百年“各说各话”

　　上述背景，决定了两岸在辛亥百年继续“各说各话”，不可能共同纪念。在台湾，官方斥资17亿新台币（约7258万新元）主办100多项庆祝活动，主题定为“中华民国建国一百年”；大陆则是“辛亥百年”，对辛亥革命解释侧重其“阶梯作用”，一面肯定辛亥革命推翻了专制制度，建立起共和政体，一面坚持它有局限性，“没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后一个任务最终由10年后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完成。

　　面对对岸的高调纪念，大陆虽乐见“一个中国”主题的延续，又无法接受“建国”这个挑战中共统治合法性的主题。

　　据雷颐介绍：“所以一些国际会议，如果主办方没有注意，用了辛亥建国100周年，大陆就不能参加，要改成辛亥革命100周年，才能参加。那台湾也有它的敏感，凭什么把建国拿掉？对它来说就是中华民国建国100周年，中华民国是100年前建立起来的。”

　　对国民党来说，“民国”的存在不仅是历史，也是不容否认的现实。台湾行政院文建会主任盛治仁几个月前接受外媒采访时，就强调中华民国不但持续存在，而且“建立了华人社会有目共睹的民主体制”。

　　但在学者眼中，上述说法也是“政治话语”。按照大陆近代史专家袁伟时的观点，早在1926年，中华民国临时执政的段祺瑞下台，就标志了辛亥革命的崩解。一年后国民党建立了全国政权，新建的党国体制实际上已经不是辛亥革命后那个三权分立架构的“民国政府”了。

临刑前的黄花岗烈士，1911年4月在广州。右起陈亚才、宋玉林、韦幺卿、徐满凌、梁伟、徐亚培。但实际上只有徐满凌一人的名字可在黄花岗烈士墓中找到。也有资料认为这些名字多是化名，甚至有人认为右二就是林觉民。（南方周末）

告别革命与不能‘告别革命’之争

　　对于重大历史问题，学术界莫衷一是，众说纷纭属于正常现象；然而如果“各说各话”是政治力量介入的结果，那往往意味着对话与讨论的空间被压缩，双方各持己方“真相”不容辩驳。

　　“辛亥革命”话语在两岸官方充满矛盾与隐情，在民间，又有另一种辩论在大陆知识界进行，它同样带有隐喻与现实的影子。

　　大陆社会对于辛亥百年的纪念与回顾热情，明显要甚于台湾。除却官方媒体的造势报道外，去年下半年开始，市场化媒体与网站纷纷推出相关的专题、学者专访、讲座，从各个方面去剖析辛亥革命的起因、评价，对今人的启示。像广东媒体《南方周末》推出了有关辛亥革命的系列专访与连载文章。

　　出版界也异常热闹。今年来，大陆出版界可以说出现一股“辛亥热”。从中国最大的图书网站“当当网”的书目查看，2011年出版、围绕辛亥革命历史的图书多达60多种，包括了历史宏观叙述，辛亥革命与中国政治发展分析、历史图片集、画册、人物逸闻与传记等等，不一而足。迹象显示，这些出版物受到市场欢迎，例如人民大学学者张鸣的《辛亥：摇晃的中国》，虽然是历史性论述，依然热销十几万册。

媒体刊登影射现实文章被整肃

　　舆论的兴趣，却不表示这个课题不再敏感，没有若有若无的禁区。反之，去年下半年至今，即发生过媒体因刊登影射现实性强，或者对历史人物评价与主流意识形态相悖的文章而被整肃。据境外媒体报道，湖南《潇湘晨报》以及广州时政杂志《南方窗》，都有总编、执行总编以及社长级的主管被撤换。

　　在大陆民间近期的讨论中，一个日益清晰的隐题，是当前的中国社会该肯定革命还是反对革命？这个问题的现实指涉性，给纪念辛亥革命的话语赋予新的隐喻意义与敏感。

　　这已不是大陆学术界第一次对革命进行反思。早在上世纪90年代，以近代思想史名家李泽厚著作《告别革命》为代表的反激进主义思潮，就对孙中山与辛亥革命持批评态度，并认为当年如果是晚清政府顺利立宪，中国后来的历史可能更少波折。此后大陆的辛亥研究中为立宪派讨公道，蔚然成风。

武昌城外，革命军炮兵隔江炮击清军。（互联网）

李泽厚提出“告别辛亥革命”

　　李泽厚在上个月底接受访谈，更针对性地提出要“告别辛亥革命”。李泽厚强调辛亥革命的成功非常偶然，反之1906年清政府已经在改革。当年制订的法律，甚至包括较完备的新闻法体系，到今天看依然很超前。如果没有辛亥革命，中国可能通过渐进改良的方式实现社会转型。

　　然而，与当年备受热议相比，李泽厚此时被知识界人士公开批评为守旧，有人撰文提出，现在是时候“告别李泽厚”了。在另一些文章里，大陆作者则强调，为什么不能告别革命？首先要追问清政府的政策，清政府令人失望的改革（立宪）。

　　在今年初发表《走向革命》专著里，雷颐详细讨论了1906年以后，尤其是1911前后半年的氛围，当年4月同盟会精心策划的“黄花岗起义”惨遭失败，谁能料到半年后一场偶然的起义后满清就此坍塌？他认为答案是那半年里，代表体制内人士的士绅决定与革命党人合流，这一转变的根源又在于清政府的措施——包括宣布成立皇族内阁、铁路收归国有等收权、垄断权力的政策。

　　士绅转向激进原因的另一种解读，是清政府失去了公信力。雷颐受访时指出，有些论者极力想搞清楚清政府是“真立宪”还是“假立宪”，但更重要的问题是它的行为给受众何种观感？“如果受众认为你是真的，你就能维持；如果你是假的，连体制内人士都认为是假的，你就维持不了。”

　　而传统上“经济危机导致革命”的说法，并不能在当年的历史中找到佐证。20世纪首10年中国的经济正往上发展，工商业发展带动经济转型，士绅要求更多权益，当这些要求没有得到满足时，革命发生的概率就相应提高。

　　对执政者来说，如何不让对辛亥革命的纪念引发出另一场改革还是革命的话题，恐怕也难以回避。

　　辛亥百年，中国建立共和体制第100年纪念之际，如何避免下一次“革命”仍是一个议题，多少有些反讽的意味。辛亥革命过去了100年，中国也在改革与革命两者间辩论和往返了100年，民主宪政、天下为公的理想却依然在追寻的途中，社会转型的道路依然漫长。当前世界经济阴霾重重，中国国内经济却欣欣向荣，城市里一片歌舞升平，但难以化解的社会矛盾也清晰可见。改革还是革命，答案和钥匙其实在执政者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