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伴随着美国这个工业超级大国的崛起，是一个叫作股票市场的新型交易机制的迅速壮大与膨胀。虽然大萧条期间几经崩溃的边缘，但二战后美式资本主义逐步在全球的蔓延，最终赋予这一市场机制超强的话语权，并在世界各地成为主导的资源配置平台。

　　冷战结束后，伴随着巴菲特式所谓“价值投资”观念的深入人心，股票投资逐渐从西方走入东方的千家万户，以证券市场为主要资源配置方式的美式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大获全胜并达到顶峰。

　　然而，21世纪的头十年，戏剧性地见证了美国经济霸权的相对衰落，和股票市场的全球范围内的长期低迷（少数地区例外）；与此相对应的是以中国为首的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兴起，和这一地区房地产业的高歌猛进。

　　如果认为房市和股市都是经济发展的风向标，那么为何美国的崛起伴随的是股市的兴旺（房地产业并不显著），而中国的崛起却是反映在超火的楼市上，而不是至今仍然低迷的股市上呢？

东风压倒西风，楼市压倒股市

　　关于这个问题，有许多不同解释，最为流行的解释，是把东方国家的房地产业与政府的政策和其中的利益联系起来，笔者并不想在这里反驳。但如果追问一句，为什么这些政府，在诸多经济领域中没有选中以股市为主导的产业经济，而独独青睐房地产，以及为什么政府在意识到楼市过热而大力打压却收效甚微时，答案恐怕就没有那么简单了。

　　在美国崛起的过程中，同样存在与政府联系密切的利益集团，但总的来看，这些利益集团并没有把利益重点放在房地产上，而是放在了主要通过证券市场配置资源的实业资本上。美国崛起过程早期的主要大财团，如洛克菲勒、摩根等，以及现在的首富比尔盖茨和巴菲特，无不是靠产业经济或投资产业经济致富；但反观中国大陆和香港，富豪榜上的人物多与房地产联系甚密。

　　回顾美国经济史，其股市和楼市多与经济同进退，遇到衰退时房地产亦不能幸免。但中国情况恰恰相反，有时经济增长股市却仍然低迷，但房地产即使在经济减速和政府打压的条件下，也具有顽强的抗跌性。东西方的差异在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而不是一句简单的政府卖地可以解释。

反映东西方不同风险偏好和生活态度

从上面论述不难看出，美国的崛起伴随的是股市这一市场机制的兴盛，而中国的崛起则带动了房地产业的火热。这样的显著差异，充分反映了东西方在风险偏好、生活态度以及文化心理方面的不同。这些不同也必然决定中美两国发展模式的不同，这些是不能简单用政治模式的不同来解释的。

　　崛起中的美国看重股票市场，有其经济、文化和心理上的必然性。盎格鲁式的美国经济模式早期受英国的海岛式经济影响很深，加之自身的移民社会特点，这样的国家自然崇尚冒险、创新、个人主义以及宽容失败。在这样的人文心理背景下，暴涨暴跌和鼓励创业的股市自然会如鱼得水，发展壮大。

　　反观中国，股市作为舶来品，虽建立多时，但一直水土不服。这一点虽然和监管等因素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在中国经济壮大的同时，并没有像美国早期发展那样，出现大量具有优质品牌且成长迅速的创新型私营企业。

　　换句话说，中国大部分企业的早期高速发展，得益于改革开放后出现的大量市场空白，而非在科技或管理模式上的创新。这些企业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必然后劲不足，缺乏成长性。那么投资者又怎能从中受益？

　　这种创新缺乏的情况并非仅存在于中国，而是在不同东亚国家都有所体现，即使日本这样的发达经济体都不可避免。对于东亚文化来说，创新真的很难。回头再看美国，即使最近几年经济如此不景气，苹果公司、谷歌公司和诸多社交网站，仍在不断给消费者带来惊喜。一个把智能手机做大一点的创意（iPad），亚洲公司怎么就没首先想到呢？

小富即安和细致生活

　　东亚人虽然在产业创新上略逊一筹，但在追求细致生活品质和注重人文交往方面具有明显优势。这也是这一地区能够造就大量吃喝玩乐、样样俱全的繁华都市的重要原因。

　　这一地区的人们，注重衣食住行等关乎生活细节的方面并希望做到更好，风险偏好不强并且小富即安。这样的地方不一定有太多创新，但一定适合居住，周围基础设施和休闲场所一定一应俱全。人们对投资也没有太高的回报要求（事实上也没有太多的创新型企业可以去投），在这样的情况下，楼市不火是很奇怪的事。

　　再看美国，人们都在削尖了脑袋想着创新，却没有太多的人想着把身边的路、桥修好一些，机场和商场修漂亮一些，多开几家讲究的餐馆，因此房市不涨也是很正常的事。

　　笔者写这篇文章，并不想就两种模式做一个价值判断，事实上存在就有其合理性，而且事物都有其两面性。相互学习和相互借鉴是应有之义，而相互指责和贬低是不应该的。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