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成立至今，已走过两个“30年”。第一个30年是计划经济的30年，在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体制下，中国初步建立了自己的工业化基础，但僵化、封闭的体制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第二个30年是改革开放的30年，中国摒弃了斯大林-毛泽东的计划体制模式，推进了市场化改革，融入到全球经济之中，实现了经济持续的高速增长，与此同时，也出现了经济发展失衡、社会公平公正等方面的矛盾和问题。

　　过去的30年，中国经济起飞和崛起的基础和特征可以归结为“增长红利”。其外生因素是制度创新，主要包括中国市场化导向的体制改革和冷战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其内生因素是“人口红利”。前者扩大了生产边界，即市场需求，后者使供给得以保障。在新的30年中，我认为支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性因素，包括内生、外生，需求、供给都将发生重大的变化。在这个意义上讲，未来30年中国的经济发展不是前30年的简单外推，而是一个具有不同特征的新时期，经济增长将会从高速转向常规，增长的动力将会从“增长红利”转向“制度和劳动生产率红利”。这也标志着中国经济从前一个30年高速发展的战略机遇期进入到经济转型的战略机遇期。

中国特定的“增长红利”面临衰竭

　　1. 人口结构老化，城镇化进程放缓

　　人口学（demography）的研究表明，在过去30年，劳动年龄人口由5.60亿增长为9.18亿，由此形成了劳动力资源丰富、抚养比较低、对经济增长十分有利的“人口红利”。

　　但是，2000年以来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开始放缓，《联合国人口展望》预计到2015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停止增长并随后转为负增长。中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目前为1.65亿，2020年将增加到2.4亿，2030年时则高达3.4亿，届时约占中国总人口的四分之一，抚养比在2015年出现拐点并开始上升。长期存在的“人口红利”即将消失，人口结构趋于老化。

　　“人口红利”衰竭并由正转负在经济上的含义是：劳动力供给增速下降、劳动力成本提升、居民消费率上升、储蓄率下降、进而导致投资率和资本形成的下降。过去30年的低消费、低劳动力成本支持的高投资的经济发展方式将发生变化。

　　除了人口学的一般观察，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分析中国“二元经济”下的人口迁徙问题，即城镇化的进程。过去30年，中国快速的城镇化，吸引了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工业和服务业部门的转移，外出农民工在城镇总劳动力的占比持续上升。但2007年以来开始趋于稳定，农民工城镇就业数量增长率开始回落。近年来，劳动力市场已开始反映了上述变化，出现了“民工荒”现象，同时农民工工资呈现逐年上涨的趋势，在2004年-2007年期间，农民工的工资年增长率大约为7%， 2008年增长了19%。

　　尽管部分学者认为农村还有不少剩余劳动力，但我认为社会保障、户籍制度、年龄和知识结构等因素阻滞了农村劳动力的进一步转移，因而导致“刘易斯拐点”提前到来。

　　随着“人口红利”衰竭和“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将会放缓。社科院发布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2010)》指出，未来中国的城镇化将由加速阶段转变为减速阶段，预计今后城镇化平均每年提高的速度将保持在0.8个-1个百分点左右，很难再现“九五”“十五”期间每年1.35个-1.45个百分点的增幅。

　　城镇化速度的放缓，在经济上的含义是：城镇化拉动的大规模固定资产投资以及相应的基础设施和城市公用设施建设将放缓，例如公路、铁路、建筑业、建材、汽车、通信等，从而抑制了投资的需求。

　　2. 此轮“全球化红利”透支，世界经济面临再平衡

　　“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进程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改写了世界经济的版图。中国无疑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过去30年全球贸易量增长不到5.9倍，而同期中国的出口总额增长了87倍，中国贸易总额占全球贸易总额的比例由0.83%上升到7%，特别是过去十年里该比例的增长曲线愈加陡峭，平均每年增加0.45个百分点。

　　从自身经济结构的角度，中国经济对于出口的依赖也越来越强。中国在过去30年里，平均每年出口增长是GDP增长的1.5倍，出口占GDP的比重从1978年的4.6%上升到2007年的37.5%。

　　与此同时，世界经济发展的格局日益呈现出一种失衡的状况。在这种不平衡之中，中国处于新兴经济体的最极端，通过贸易顺差积累了巨额的外汇储备，同时将外汇储备投资于发达经济体的国债；而美国则处于发达经济体的最极端，依靠借贷来消费新兴经济体的出口产品，积累了巨额的债务。

　　2008年的金融危机和随后的全球经济衰退暴露了世界经济失衡的问题。这表明全球化进程不能以每个经济体经济结构失衡为代价，特别是经济的大国，必须小心维持国际收支的平衡和经济增长的均衡。当然，此轮经济全球化出现失衡，并不意味着全球化的终结，经过再平衡后将会迎来新一轮的更加均衡的经济全球化。

　　全球经济面临再平衡、外部市场需求的结构性调整无疑会使中国出口增长的发展模式面临挑战。中国经济的增长必须主要立足于自身的市场，只有这样才能维持一个健康可持续的增长。

　　3. 市场化改革面临瓶颈，要素价格扭曲难以为继

　　改革开放为中国经济注入了制度创新带来的增长动力。20世纪80年代农村改革调动了农民积极性，大大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90年代国企改革为中国工业发展注入了活力，而进入WTO之后，中国产品走向全球，这些都是中国经济蓬勃发展的催化剂。

　　然而，近几年制度改革放慢了脚步，市场化进程面临瓶颈。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要素价格长期管制，其市场化进程未能适时推进。要素价格从广义上讲包括：资本（汇率、利率）、土地（工业用地）、劳动力成本、能源、矿产资源（税），此外还有公用设施及环保和安全的成本。

　　要素价格扭曲导致投资冲动、资源错配、结构失衡、增长质量欠佳，与此同时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劳动密集的服务业发展受到制约，“国进民退”现象产生，腐败和寻租愈演愈烈。

　　但要素价格的改革会增加企业生产成本、压缩企业盈利空间、抑制投资需求。同时，会传导到产业链的下游及消费领域，形成成本推进通胀的压力。由此，要素价格扭曲形成的“增长红利”难以为继。

　　4. 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速度回落

　　改革开放的30年，中国经济维持了年均9.8%的增长速度。但支持过去30年中国经济高增长的这些因素都将出现重大的变化。未来30年中国的“人口红利”优势将会逐步衰减，城镇化速度放缓，第一波“全球化红利”已透支，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势在必行。这意味着中国储蓄率将出现下降趋势，资本形成的增长将会有一定程度的放缓。考虑到劳动力供应与资本形成增速的趋势性下降，以及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减少，中国的GDP潜在能力的增长将出现趋势性的下降，在未来十年内可能会从目前的9%-10%下降到约7%-8%。从国际经验看， 一个经济体在工业化中后期经济增速都会有所下降。中国经济目前正处于这样一个拐点，这与40年前的日本和20年前的韩国十分相似。

　　增长速度下降可能会造成一些问题和代价，如失业率上升、通胀、企业利润收窄等，但总体来讲是合理的、健康的、可持续的，因而是一个向常态回归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如能处理好转型的一些重大问题，对中国下一个30年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由“增长红利”到“制度和劳动生产率红利”

　　从世界经济发展历史来看，一些发展中国家在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5000美元之后，经济持 续增长的动力顿失，典型的表现就是拉美国家经济经过一轮急速发展后，由于创新不足，经济发展出现停顿，被称为“拉美陷阱”。同样，中国过去30年赖以成功的“增长红利”，将在未来的30年逐步消失，中国经济再次站到了历史性的关口，必须寻求新的增长动力。

　　在我看来，中国经济的未来，应从获取“增长红利”转向“制度和劳动生产率的红利”。制度改革的重点是转换政府职能，摒弃“东亚发展主义政府”模式，充分发挥市场的功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重点是人力资源的改善和技术进步。

　　1. 追求“劳动生产率红利”

　　经济增长方式要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从理论的背景看，国际上衡量集约型增长方式的主要指标是“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这也正是“内生增长理论”(Endogenous Growth Theory)的核心，它尝试回答经济增长的长期路径问题。内生增长理论的核心思想认为内生的技术进步是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全要素生产率作为衡量经济增长效率的指标，已被广泛认同，其对经济长期增长路径的解释是有说服力的。从现有的研究文献看，虽然计量结果有差异，但基本结论是一致的：至今为止，中国的经济增长仍然是靠大量的要素投入，尤其是资本形成所推动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贡献很低。

　　所以，通过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源的改善实现内生的增长是中国经济未来30年发展的主题。

　　2. 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催生新一轮“制度红利”

　　政府目前承担了过多的经济建设职能，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对市场的替代，而在提供公共产品（社保、医疗、教育、住房）、维护市场秩序（法治、信用）方面却未能承担起应有的责任。推进政府从经济建设型向公共服务型转换，为中国经济发展释放新的“制度红利”，是未来30年中国经济实现成功转型的关键。

　　秦晓为招商局集团前董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