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 年，尽管有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不间断侵扰，前三个季度中国GDP累计增长仍达10.6%，通货膨胀也随之而来。在政府主导的经济体制下，如何遏制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一直是一个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循环难题。这是“中国模式”的困境。而且，它不仅仅体现在经济领域。在中国各阶层群体已经具备了理性、参与和怀疑等“现代性格”的情况下，“中国模式”正面临诸多深度挑战。
简单地说，“中国模式”就是政府主导的、民族主义为支撑的、以经济至上论为基础的社会发展模式。“中国模式”在推动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无可质疑，一个贫穷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度在早期工业化期间，通过中央计划和指令加快发展也并非中国独有，这一过程也必然要牺牲农民等弱势群体的利益以加快资本积累。“中国模式” 的独特之处在于，通过渐进式改革，它在政府主导和市场经济之间维持着长期的微妙平衡。但是，在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随着全球化的推进、信息技术的兴起以及改革中形成的多阶层利益群体的不同诉求，在“物理时间”上中国已经与全球同步，在“历史时间”上仍存在着巨大的落差，这种微妙的平衡正在被逐渐打破。
如果仍然以经济至上论为基础，并且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要让人民生活得幸福体面有尊严，中国政府就不得不少一些政府主导，给市场多一点的时间和空间，这既会改善经济调控的效果，也会让民族主义的诉求得到公民更多的响应；如果仍然追求政府主导、干预市场，以民族主义的口号“忽悠”市场，那么纵使有效维稳，这种微妙的平衡也将难以为继，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将不容乐观。
回望2010年，从宏观层面来看，这一年中国经济最主要的任务是紧缩，是控制经济过热、遏制房价过快上涨和管理通胀预期。虽然今年12月份左右中国政府才将货币政策从“适度宽松”回调到“稳健”，但从2009年第三季度开始，中国货币政策就已经不再“适度宽松”，而是“适度从紧”。特别是2010年1-5月三次调整存款准备金率，2010年10月至今又三次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和两次加息。与此同时，2010年4月中国政府还推出了房地产调控政策；为了实现节能减排的目标，又贯穿全年地控制高耗能高污染产业发展，甚至不惜“限电停产”；为了遏制通货膨胀，11月份又开始实施国务院“16条措施”等。
措施似乎很多，但问题在于方式方法以及推出的时间节点是否合适，因为这决定着最终的效果。在2009年三季度CPI还是负增长时，中国政府就宣称要管理好通胀预期，但只是在“背后”通过窗口指导控制银行信贷，但2010年1月信贷还是出现了反弹。2月份又开始出现实际负利率的情况并延续至今，这将加剧通胀预期，但在1-5月三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后，中国货币政策出现了长达5个月的“空白期”，CPI也攀升至11月的5.1%，这导致10月份和12月份加息后，出现了连续加息的预期和压力，这并不利于实体经济平稳运行，从近期股市萎靡的走势中就反映了出来。
此外，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可以看做是一种“准行政手段”，由于会影响金融机构合理配置资金，很少为西方各国央行所采用。中国央行过度依赖于它，是害怕加息会加剧地方政府债务负担和银行运营压力，而加息的姗姗来迟恰恰是导致下半年通胀压力逐渐加大的主要原因。
如果披着市场外衣的货币政策都如此行政干预而且效果不彰的话，几乎完全依赖行政调控手段的房地产调控和节能减排的最终效果可想而知。其实，这正是“中国模式”困境在经济领域的体现，即“扩张容易紧缩难”，即使政府下定决心排除万难去争取紧缩的胜利，那也将导致经济运行的大起大落。如果能够相信市场的力量，一定会更温和更有效率，只不过政府不愿意放弃行政调控过程中的寻租权力。
在社会层面上，2010年“中国模式”也经历了深度挑战，主要体现在政府信用和法治信用的缺失，导致市场竞争无序。谷歌退出中国、圣元奶粉早熟风波、山西假疫苗事件、PE式腐败以及360和QQ的桌面大战等，无不体现在政府主导而非法治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下，由于行政和司法的角色模糊，政府很难有效得到法治的约束。这直接导致政府建立的各种旨在保护市场的产权机制和竞争机制也失去了信用基础。政策的朝令夕改、监管的百疏一密、司法的法网柔情，既让市场无所适从，也让市场铤而走险。企业的最优选择是，只要能增加利润，无需过多考虑社会责任，无需过分忌惮法律法规。
企业的这种逻辑，体现在个人层面，就是“我爸是李刚”的逻辑。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伴随私营经济浪潮出生的年轻“富二代”，再加上一直以来的“官二代”，这种依赖家庭和血缘纽带横空出世并横行于世的两个群体，鲜活地映衬出中国社会本质上仍然是一个传统性而非现代性的社会，至少传统性占了上风。当一个社会依靠权威和血缘分配财富，当一个社会追求形式上的稳定，当一个社会的政府总是以过往光辉灿烂的民族历史自居而忽视自身的起点合法性，那么就可以认定这个社会带有传统性的色彩。
当然，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推进以及大众消费理念的兴起，中国社会也具有现代性的色彩。承载这部分现代性特征的人群大都奉行着“我爸不是李刚”的逻辑，他们追求科学和理性、积极参与公共生活、具有保护财产权的独立意识、以及具有永远不满足的怀疑精神等等，他们身上的现代性色彩同富二代和官二代身上的传统性色彩充满了对立和冲突，在宏观上也表现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对立和冲突。
如果这种对立和冲突被激化，由于“我爸不是李刚”，再加上文化和宗教情怀的缺失，无奈以至绝望的他们可能像富士康员工那样纵深一跳、可能像拿起冲向幼儿园的屠刀，可能在身上泼洒汽油纵身火海；而他们中的坚强者也可能以笔为刀枪挑战社会不公、可能制造所谓群体性事件逼宫政府、可能在网络上发泄不满……
尽管在此之前，这种对立和冲突也偶有所见，但在2010年可以说是集中呈现，特别是涉及土地和房屋等财产权的冲突，更是多以血泪收场。这一方面是因为金融危机期间的经济刺激政策，是以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为代价的，这期间有人失业，有人却暴富，通货膨胀加剧了贫富分化，也直接刺激了矛盾的激化；另一方面，新媒体和新技术的骤然兴起，让社交网络变得密集和快捷，从知音难觅到一个好汉三个帮，增加了公众参与公共生活的渠道，也让追求喧嚣和不稳定的公共表达和追求沉默和稳定的政府形成了对立和冲突。
总而言之，2010年，“中国模式”开始遭受来自经济和社会等诸多领域的深度挑战。在政府主导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尚未结束期间，中国经济应该可以保持至少10年的高速增长，但如果增长是以剥夺弱势群体的财产权和生命权为代价，将动摇社会发展的根基，并最终制约经济增长。中国不需要传统性社会中的点滴“让步政策”以达到形式上的稳定，需要现代性社会中的汪洋“进步政策”以达到温和的不稳定，温和的不稳定才是现代社会进步的源泉。否则，“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惊醒”。
（本文作者崔宇是《华尔街日报》中文网专栏撰稿人。其撰写的“财经点评”专栏曾获亚洲出版业协会2010年度“最佳评论奖”。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您可以写信至yu.cui#dowjones.com或通过新浪微博与作者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