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产阶级已占中国人口两成多”论断的再思考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陆学艺认为，中国的中产阶级在变大，1999年中产阶级大致占全国人口的15%，2008年是22%至23%，大致每年增加1%。他认为，如果按照目前中国社会中产阶层每年1%的增长速度，20年内，中国的中产阶层可达总就业人员的40%。

　　从世界各国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中产阶级不仅对社会稳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是推动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重要力量，特别是在一个国家走向民主化的过程中，正如塞缪尔·亨廷顿在《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一书中指出：“几乎每一个国家民主化最积极的支持者都来自城市中产阶级。” 目前，中国正处于民主化的关键时期，根据陆学艺先生的论断，中国会有一个日益壮大的中产阶层，有了这一阶层的支持，我们似乎有理由对中国将稳步走向民主充满了信心，然而现实却让人心存疑虑，具体体现为：

　　(一)政府财富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国民财富的增长速度，政府过度占有社会财富。

　　2007年，世界银行发布了二份极具震撼力的报告。第一份关于俄罗斯经济状况的报告指出，俄罗斯经济增长是符合穷人利益的经济增长。第二份报告涉及中国，中国在2001年至2005年间，中国经济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长，但13亿人口中最贫穷的10%的人口实际收入却下降了2.4%。中国30年的高速发展，积累了大量财富。从1995年到2007年，去掉通胀成分后，政府财政收入增加5.7倍，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增加1.4倍，农民人均纯收入才增1.2倍。在中国，超过76%的资产是政府拥有的，民间只有不到25%的资产。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曾载文披露，2004年中国公车消费4085亿元，公款吃喝2000亿元，公费出国3000亿元，中国每年“三公消费”近9000亿元。因此，在政府过度占有社会财富，政府支出不受纳税人有效监督的情况下，纳税人事实上在用自己的血汗钱供养着一个庞大的官僚集团。

　　(二)社会财富通过权力寻租越来越集中到少数人手中的趋势加剧。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撰写的《国民收入分配状况与灰色收入》研究报告摘要指出：根据恩格尔系数和其他一些消费特征进行初步推算，高收入阶层中存在大量隐性收入，目前城镇最高与最低收入10%家庭间的人均收入差距约31倍，而不是国家统计局统计显示的9倍。城乡合计，全国最高与最低收入10%家庭间的人均收入差距约55倍，而不是按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推算的21倍。中国实际收入差距要远大于国家统计局统计显示的水平。由于数据不充分，难以重新计算基尼系数，但肯定会明显高于世界银行计算的0.45的水平。在中国城镇高收入居民中存在大量灰色收入，这是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因素。包括金融腐败、土地收益流失、企业用于行贿的旅行和娱乐支出、垄断行业灰色收入等，数额已接近3万亿元，占了4.4万亿元遗漏收入的大部分。这说明中国国民收入分配体系存在巨大漏洞和严重制度缺陷。目前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原因，主要不在于市场化，而在于制度不健全所导致的腐败和灰色收入。

　　(三)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社会不公日益突出，并呈现固定化和代际传递趋势。

　　“基尼系数”是衡量一个国家贫富差距的重要指标，若系数超过0.4表示社会处于危机状态。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5年的统计数字，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5，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占收入或消费份额只有4.7%，而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高达50%，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已经突破了合理的限度。另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2006》提供的127个国家近年来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测量指标，中国与几个拉美和非洲国家并列于第95位，列入少数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很高的国家之一。王春光在《中国党政干部论坛》撰文《警惕我国贫富差距的代际传承和固定化问题》指出：对2001年十大阶层的目前收入与过去收入之比较，我国的贫富两个阵营已经成型，私营企业主的高收入地位和农业劳动者的低收入地位没有因时间的变化而改变，特别是私营企业主们在其小时候的家庭收入就比其他阶层的家庭收入高，而农业劳动者在其小时候的家庭收入也是最低的，这明显地透露出贫富差距的代际传承迹象。在两个已然成型的贫富群体的格局下，贫富的代际传递也有了相应的依托：富者更富，富者的后代承受着富者的遗产和资源，同样贫者的后代也只能继续忍受着贫穷的煎熬。在这里，市场机制的作用、体制的缺陷、社会结构的惯性以及价值观念的影响，进一步促成了贫富差距的代际传递。中央党校吴忠民教授在《中国社会主要群体弱势化趋向问题研究》一文中指出：根据《国际统计年鉴2004》、《2004年人类发展报告》、《中国统计年鉴2003》的数据或其中相关数据整理和计算，中国现实社会中公共投入的优先顺序，呈现出一种颠倒的状况，十分不合理。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等是直接关乎基本民生的头等大事，但是由于政府在自身定位方面的错位，我们国家在这些方面公共投入的比例却小得可怜。从世界主要国家情况的比较来看，中国在这方面的投入比例是最低的，这进一步固化业已扩大的贫富差距。

　　可见，改革30年造就了一个日益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现有的体制格局为他们攫取利益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他们不愿意进一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期望民主在中国早日实现，从上述分析可知，“占中国人口两成多的中产阶级”更多属于这一既得利益集团，因此，在中国，中产阶级能难以成为推动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重要力量，学者何清涟在《改革30年：国家能力的畸形发展及其后果》一文中指出：“中国的中产阶级是现存政治秩序的受益者，其主体仍然是党政事业机关工作人员——在中小城市尤其如此。也因此，这个群体即是这个体制的受益者，又是这个体制的维护者。例如，教育行业(尤其是高等院校)是‘教育产业化’的最大的受益者，医疗卫生行业是医疗市场化的受益者。而私营企业主阶层虽然是一些人寄望最高的‘社会变革力量’，但从他们的存在、资本的积累以及发展壮大中所依赖的关系等方面来看，他们与政治精英是一种利益共生关系，他们的发财致富，与其说是通过市场竞争赢来的，还不如说是官员‘施舍’的结果，因为官员们凭借手中掌握的资源分配权力，将自己变成了可以造就‘国王的人’;至于在外企工作的白领与高科技精英们，从他们的价值取向来看，去政治化和小资情调成了这个群体的时尚追求。目前，与其说中国的中产阶级的主流是希望民主化变革，还不如说他们更希望稳定。”

　　综上，中产阶级是推动国家走向现代化(民主化)的重要力量，这一本属于世界性的经验总结，在中国却出现了例外，因此，作为学者不应盲目乐观于中产阶级队伍的壮大，更应进一步探究中产阶级在当下中国出现变异的原因，这是一个在“世界眼光”之下的“中国问题”。这里，我要进一步追问：“如果中产阶级无法成为推动中国走向现代化(民主化)的重要力量，那还有什么力量可以依靠呢?”

　　(作者系福建省委党校法学教研部副教授)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