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规模和总量看，在中国成为以GDP为标志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进出口总额世界之首，制造业全球份额全球第一后，中国看上去正在成为世界的经济巨人，特别是中国的外汇储备超过3万亿后，简单的统计数据会认为中国是全球最有钱的国家。

在经历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和2010-2011年欧债危机后，中国的金融表面看并未成为发达国家危机的牺牲品，GDP的增长势头也未减弱，全国各省市的投资热只增未减。

但是，换一种评价方式看中国，我们将发现中国经济正在走向危机，经济巨人的根基正在失去平衡，经济大厦的塌陷随时可能发生。

一是中国的人均GDP仍排在全球100位之后，总量并不能解决长期存在的贫困。二是每年20%以上的财政收入增长率并未给百姓带来同样的收入增长，填窟窿式的国家财政投资方式，几乎使中国国家财政一直处在紧运行状态，财政支出结构的调整与中国市场化的进程脱节，潜在的财政危机并不亚于美国债务危机和欧洲财政的崩溃。三是中国经济增长至今仍基本以来投资拉动，由此沉积下的巨额投资和产业普遍存在的低收益，事实上使中国经济的繁荣和累计性的资产负债危机捆绑为一体。四是中国30多年的发展，一直依赖于传统产业和规模的扩张，至今能够在国际具有领先、控制、引导、高附加值的产业和产品微乎其微。中国自认为是金砖四国（或五国）之首，但这实际是在自我安慰。我们回顾上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崛起的金砖国家：日本、德国，在经济进入快速增长阶段，均是靠诸多领域的高技术和高端制造推进的。以至今天的金砖国家，即便付出倾国之力，也很难在机械、电子与计算机等领域超过日、德两国。换一句话讲，没有产业领先和技术领先的中国，事实上根本就算不上经济大国，中国在国际经济舞台上的竞争地位，仍然停留在30年前的水平，唯一的变化是简单的市场交易额增加，而且这种交易额的相当部分是可以被其它国家替代的。

由此，就显而易见地看出，进一步以投资拉动经济，中国几乎已进入三鼓而衰的地步。在石油天然气、铁矿石等能源对外依赖度超过50%，外贸依赖度近10年高居45-55%的情况下，不仅中国会因内需市场不足而爆发市场危机，也会因外部挤压而导致经济衰竭。2011-2012年欧美国家对制造业的保护政策已严重挤压和冲击了中国的传统制造业，中国GDP的过山车式的大起大伏，随时可能发生。

从中微观层面看，中国绝大部分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其中在沿海大多数为民营企业），利润率呈现下降的趋势，传统制造业和加工工业尽管解决了数亿人口的就业，但成本攀升，单位能耗居高不下，对资源的掠夺式占有愈演愈烈，导致相当部分工业企业处在保生存的状态，基本没有资金和能力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而温州等地的亿元资产以上的企业，宁肯转产金融、房地产领域，也不愿对企业进行技术投入和改造，而中小企业则全面陷入资本和市场的双重危机中。

对于目前的经济运行状态，决策层应非常清楚，对将出现的危机，也了如指掌。但是，决策层似乎对经济结构的失衡也缺少有效的手段，特别是对地方政府的GDP经济束手无策，因此，唯一的手段就是竭尽全力来维系经济稳定，而稳定经济的手段不是来自更加开放的市场，而是靠对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垄断企业的控制和保护，以此保证核心领域经济的相对安全。由此，进一步的改革实际已经被带上枷锁，制度创新和体制冲关都只能让位于暂时的经济安全，这同样会拖延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诸如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都会减缓速度。

即便如此，中国经济的危机仍难以消除。缺少政治体制改革的经济体制改革，只能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初期阶段或开放的初期阶段（1978-2008年）发挥作用，而在经济增长进入瓶颈阶段后，与政治体制改革相关的行政管理体制不做实质性的调整，经济体制的改革是很难再取得突破式发展的。同样，没有稳定的经济运行环境，政治体制的改革不仅风险大，成本高，不确定性多，甚至可能产生事与愿违的结果。

这就是我们正在面临的两难问题。

由此，我认为中国经济爆发整体危机的可能性正在加大，并且首先会在制造业和加工工业的衰竭中爆发，并延伸到金融投资领域。